2011年，是“烽火连天”的一年——群众示威的野火在各国延烧不止，中东北非的“阿拉伯之春”、美国“占领华尔街”以及全球各地的“占领”行动、欧洲城市示威潮、俄国反普丁示威、中国乌坎村民反贪腐起义，从年初烧到年末，燎遍东南西北。
在过去的十年，大概没有那么一年，示威浪潮如同在2011年般如此集中、广袤而绵长。美国《时代》周刊，选择示威者为2011年度风云人物。
群众起义的浪潮，不仅在不民主的独裁专制国家爆发，也发生在以民主著称的西方发达政体。群众示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环境中成形，抗争的对象和诉求的内容显然不尽相同，有者是对威权强人、专制政体的斗争，有者是对贪污腐败、官商勾结的反抗，有者则是对经济不振、贫富差距和福利削减表达不满，但这些抗争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性质，或者说，是同一个问题，导致了这一系列群众抗争的浪潮，那就是制度的失灵。
任何政权，无论其体制为何，只有两项基本任务：其一是必须建构一套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制度或秩序，确保权力的运作和资源的分配，能在合理、有序及稳定的基础上持续开展；其二是这套制度或秩序，必须同时能在最低限度上满足绝大部分公民的要求和期待，包括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和期待，更包括对现在和对未来的要求和期待。
这两项任务，前一项要求的是这套制度和秩序的稳定性与持续性，后一项要求的是这套制度和秩序的敏感度与灵活度。中国古老智慧强调刚柔并济、阴阳调和，既指为人处世之道，亦是维系天下长治久安的王道，最能说明这种对政权制度与秩序的要求。
换句话说，只要一个政权，即便它是封建古老的君主专制政体，只要它能做到上述两项任务，它基本上就能维持其权力的稳固，反之，若无法有效完成上述两项任务，则即使它是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制度，也难免招致动荡。
中东北非的威权强人和独裁政权，并不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非民主、惨无人道的寡头统治，突尼西亚的本阿里独裁22年、埃及穆巴拉克30年、利比亚卡达菲42年、也门萨利赫33年，但一直要到2011年，才终于爆发“阿拉伯之春”革命浪潮，把这些强人和他们的权力陆续推翻，说明这些政权过去数十年其实并非一无是处，起码在低限度上能做到上述两项基本任务。
但2011年改变了这一切。数据显示，在多个爆发“茉莉花革命”或受有关革命浪潮冲击的中东北非国家，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：突尼西亚50%、埃及61%、利比亚60%、沙地阿拉伯60%、约旦64%、叙利亚66%等，与此同时，青年失业率也非常高：突尼西亚是31%、埃及25%、沙地阿拉伯28%、约旦27%、叙利亚19%等。
这些北非中东强人独裁政权所建构的制度和秩序，既无法满足两项基本任务，更要命的是，由于这些政权的封闭性与非民主性，人民无法通过正常或和平管道去指正以至参与纠正制度的失灵，走上街头抗争，是人民仅有的出路。
民主制度更优越的特质在于，在它遇到制度瓶颈时，人民可通过正常及和平的管道，去指正甚至直接参与制度的修正，但是美国“占领华尔街”以至蔓延全球各民主国都会的“占领”运动，以及欧洲各大城市的示威抗议潮，显示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在某方面的扭曲与失灵。这种扭曲和失灵，在大前研一于2006年付梓的《M型社会》，大概就已经指出来了——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两极化、中产阶级正在崩溃、中下阶层大量增加，形成大部分中下阶层、加上少数富人的M型社会。
中产阶级是民主社会的中流砥柱，今天以金融投机游戏挂帅的资本主义制度，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，社会上富者愈富，虽不至于贫者愈贫，但问题是中产阶级快速消失，归类为贫者的群体也就快速扩大，最终形成民主发达国家中“1% VS 99%”的M型社会。
与此同时，金钱贵族凭借财富的强大渗透力与购买力，与权力精英结合，组成超级金权复合体，他们掌控媒体舆论，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与信息的分发，控制政党，掌握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，于是大众发现，99%的他们通过这套民主制度，选来选去，竟然选不出多少个真正能代表他们的代议士。那么，他们也就只能选择一条与阿拉伯百姓同样的出路，走到街头去抗争。
制度扭曲失灵多年，于是在2011年，公民唯有再战街头，让民主回归它最原始的战场。
（本文刊登于12月27日《星洲日报》专栏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