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。
8月，英国伦敦因一名男子疑遭警员枪杀，引发群众抗议示威，随后升级为持续暴动，骚乱短短2天内蔓延到各地城市，暴民横行街头，攻击警察、砸抢商店，涉放火打枪者，不乏少年、受高深教育者及富家子弟；
10月，2岁女童小悦悦在中国佛山市先后被两辆车碾压，司机不顾而去，在7分钟内共18名路人路过皆视而不见，漠然走过；
11月，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“黑色星期五”购物高峰季节，消费者为抢购减价商品，大打出手甚至向别人喷洒辣椒水等。
上述三个事件，并无直接关联，发生于不同时间，发生地点也相隔千里，但起码有两个共同点：一、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或部分重点过程，都被拍摄下来，并在互联网广为流传；二、事件都发生在所谓的文明大国——中国自诩五千年中华文化，是东方儒家文明的圣地；英美更不用说，乃是执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牛耳的楷模。
一个事件的发生，一段历史的演变，纯粹耳闻与亲眼见证，不可同日而语。美国电视台SHOWTIME历史剧《都铎王朝》（The Tudors），其中有一段故事，说风流花心的主角英王亨利八世，与王后的侍女简西摩关系暧昧，王后安保琳开始时仅是听闻其事，犹能强颜欢笑，直到亲眼看见亨利与侍女亲热，怀孕中的她终于情绪崩溃，以至胎儿流产，亨利震怒，两人关系正式决裂。亨利最后以通奸罪将安保琳处斩。
发生在伦敦、佛山和美国城市的群众暴力或群众冷漠，之所以引起举世哗然，在于事件被影像化，于是远在马来西亚以及所有地方的人们，通过现代化的摄影技术和通讯设备，能亲眼目睹这些疯狂事件的真实过程。事件目击者以外的人们，全世界的人们，不再只是听闻事件的发生，而是以自己的眼睛，亲眼目视事件的发生。
如同安保琳王后，如果人们只是耳闻这些事件，总能为自己找到一些自我安慰和自我逃离的借口，但是亲眼目睹，使人们避无可避，不能不面对它们，因而也不得不为它们的发生，寻找某些理由某些解释。
问题是，上述三个事件，却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具体被怪罪的具体对象。历史上，集体暴力和集体疯狂时有发生，如秦朝的焚书坑儒、如二战的纳粹屠杀犹太人和南京大屠杀、如新中国的大饥荒和文革、如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等等。对于这些事件，人们总能找到某个能够具体承担责任的人物或集团，如秦始皇、如希特勒和纳粹、如日本军国主义战犯、如毛泽东和中共等，但是，小悦悦事件、伦敦骚乱、美国购物狂乱，人们该如何解释事件的发生，谁又该为事件负责？
当疯狂被影像化，而这种疯狂又找不到导致其发生的具体罪魁祸首时，则将逼使每一个亲眼目睹的人们，不得不重新审视文明，甚至重新审视自己。
因而，影像化的疯狂场景，毫无掩饰也毫不婉转的直接冲击每一个目击者的灵魂，乃是对文明价值的考验，对人性底线的拷问。在美国“黑色星期五”购物疯狂中，一名女子为了抢到一台电玩主机而向别人喷洒辣椒水，在另一边，有人为了一条大约6令吉的浴巾而受伤——人性的底线，文明的价值，原来并没有比一台电玩机，甚至不比6令吉更贵一些。
更重要的是，庶民在怨怼政治精英的疯狂暴行、无知无能的同时，才发现庶民自己原来也并没有比政客们更高尚、更理性和更文明一些。
或许，人们最终只能从不同文明对人性邪恶的概念，如儒家荀子学派的“性恶论”，基督教的“原罪论”，寻找到那么一些解读——简言之，其实就是英国首相卡梅伦形容伦敦暴民的那句话：“这是纯粹的犯罪（This is nothing but “criminality, pure and simple”）。”
（本文刊登于11月28日《星洲日报》专栏）
